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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完结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》精彩片段

我叫李明，今年30岁，是个普通的程序员，在北京一家小科技公司上班，月薪税后8000块。说实话，在帝都，刨去房租水电，也就勉强够我一个人糊口。但要养家糊口，就得靠拼命加班、接项目赚外快来撑着。回想三年前，我和小丽结婚的时候，一切都像是场甜蜜的梦。那时候，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，一个同样努力、温柔体贴的妻子，我们一起在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，满怀希望地规划着未来。

一切要从我们的相识说起。那是五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，干着最基础的开发工作，每天敲代码到深夜。小丽在对面写字楼的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文员，月薪大概7000块，比我小两岁。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。那天聚会的灯光有些晃眼，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，素净得像雨后初晴的天空，笑着递给我一杯咖啡：“李明，你看起来好累啊，多喝点提神。”她的笑容带着一种安静的暖意，像春风吹散了连日加班的疲惫。那一刻，我就觉得，这个女孩不一样。她不爱扎堆凑热闹，不追名牌包包，最大的爱好是周末去朝阳公园的长椅上看一下午书，或者就只是安静地散散步。或许就是这份沉静体贴，抚慰了我日日紧绷的神经，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，谈了两年，便决定结婚。

婚礼很简单，就在老家办了个小酒席。我父母是传统的工厂工人，退休后靠养老金过日子。他们攒了大半辈子钱，东拼西凑拿出了10万块，其中一部分用于给女方家的彩礼象征性地给了2万，大部分又让我们带了回来，剩下的几万块，是他们给我攒的首付启动资金。小丽的父母是农村出来的，在城里打零工，家境普通。她说：“明哥，我不图钱，就图你人好。”当时我感动坏了，觉得娶到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婚后，我们在北京远郊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，每月房租2000块。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加班写代码，她下班早，总能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等我。晚上，我们一起挤在沙发上追剧，更多的是在网上反复浏览远郊的楼盘信息，计算着需要多少首付，每月要还多少房贷。那时候，我总对她说：“小丽，北京房价高，但咱们努力两年，就能凑够首付，买个小窝，安个家，生个孩子。”她总是点头，眼里闪着光：“嗯，明哥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日子会好的。”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看起来平淡却充满希望。可渐渐地，一些不对劲的苗头开始冒出来。起初是家里开支总是不够用。我工资8000，她7000，加起来税后15000。房租2000，水电煤网算500，两人吃饭自己做饭为主，偶尔外卖按北京这物价，精打细算也得4000-4500，交通地铁通勤+偶尔打车1000，手机费网费200，日用品杂费洗漱、清洁等500。这已经是抠着算了：2000 + 500 + 4500 + 1000 + 200 + 500 = 8700元。15000 - 8700 = 6300元。按理说，每个月怎么也该能存下几千块。可现实是，从婚后第一个月开始，月底小丽就告诉我超支了300多。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去超市大采购，我负责推车，她拿着清单精挑细选，预算500块。结果结账时，屏幕上跳出600多。小丽看着账单，眉头微蹙：“这排骨和水果怎么又贵了？”她语气有点懊恼，“都怪我，没看仔细价签。”我虽然觉得有点多，但看她自责的样子，就摆摆手：“没事，物价涨嘛，从我那份零花钱里扣。”毕竟，那时候疫情刚过去没多久，手机推送的新闻全是“XX蔬菜价格同比上涨XX%”，我也只能无奈地叹口气，把这归咎于疫情后遗症和帝都高昂的生活成本，以为这就是常态。

为了尽快填上那个“首付”的窟窿，我开始拼命加班。公司有项目，我就主动接，项目紧的时候，熬通宵也是常事。凌晨两三点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家，小丽总会给我热好饭菜，轻轻按摩我僵硬的肩膀，柔声说：“明哥，你辛苦了。”那一刻，身体的透支似乎都值得了。周末我们偶尔出去打打牙祭，吃顿火锅。点菜时，她总是一遍遍比较价格，最后只点一个锅底、两盘特价肉和一份青菜，念叨着：“省着点，花在买房上。”看着她为省几块钱精打细算的样子，听着她“省着点买房”的念叨，我胸口那点积压的疲惫和身体发出的警报开始频繁心悸，眼前有时会短暂发黑，对着电脑屏幕久了，眼睛干涩刺痛得厉害，滴眼药水也不大管用，都被一股更强烈的责任感和愧疚感压了下去。她是这么懂事，我有什么理由不拼命？医生说是过度劳累，警告我注意身体。可我咬着牙，目标像灯塔一样清晰：攒够首付，买个小房子，安稳下来。这念头支撑着我。

回想我的童年，或许这“拼命”和“忍耐”的根，就深扎在那里。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工厂工人，爸爸在流水线上干了一辈子，妈妈操持家务带大我。他们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“忍让是美德”。小时候邻居孩子抢我的玩具，爸爸说：“让让他吧，和气生财。”上学被同学欺负，妈妈劝：“忍忍就过去了，别惹事。”这种教育像刻刀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性把委屈和疑问咽回肚子里的老好人，视冲突为洪水猛兽。大学谈过一次恋爱，那女孩嫌我工资低没前途，转身就走。我连挽留的话都没说出口，只是默默接受，那份被现实否定的刺痛感一直埋在心底。遇到小丽时，她那句“不图钱就图你人好”，让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救赎。所以，婚前她偶尔回趟娘家，总会带些东西，有时是水果点心，有时是给家里买的日用品，金额不大，我也觉得是人之常情，从未细问。记得有一次，她妈打电话来，说弟弟小明想换个手机，她当着我的面就转了500过去。我说：“孝顺父母，帮衬家里，应该的。”当时我忽略了，这其实是个伏笔。婚后，她回娘家的频率越来越高，带回去的东西渐渐变成了现金，从最初的三五百，到后来动辄一两千。理由是“家里修房子”、“弟弟学费”、“妈妈看病抓药”。每次话到嘴边，看着她略带疲惫却强撑的笑脸，再想想她平时为小家省吃俭用的样子，还有那句“不图钱就图你人好”，我那点疑虑就像被针戳破的气球，泄了气。“算了，”我对自己说，“孝顺父母没错，她也不容易，别为这点钱伤了和气。”父母的“忍让”教诲仿佛刻在骨子里，成了我逃避冲突的本能。

就这样，在外人甚至我自己努力维持的想象里，这日子依然是甜蜜的。每天早上六点，我挣扎着起床，赶早高峰的地铁。小丽七点出门，我们在狭小的玄关匆匆吻别。她下班早，总能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。晚上我加班回来，无论多晚，她会泡杯温热的茶，陪我聊聊。话题离不开工作压力和那个共同的梦：反复计算着存款距离远郊那个看中的小两居首付还差多少，盘算着哪里的房子性价比更高。我说：“小丽，北京房价是座山，但咱们努力两年，肯定能翻过去。”她点头：“嗯，我支持你。”那些日子，生活像绷紧的弦，但有盼头。疫情期间，公司一度减薪，我月薪降到6000。她也愁眉苦脸地说公司效益不好，奖金停了，日子更紧巴。我们互相打气，硬是挺了过来。有一次，她红着眼圈说信用卡还不上，一时没忍住打折多买了两件冬装。我看着她少有的“任性”，反而有点心疼，二话不说就用自己攒的钱帮她填上了窟窿，还安慰她：“没事，偶尔买点喜欢的应该的。”帮她转账时，心里那根刺又冒了出来。以她平时的节俭，怎么会一下子花超这么多？但看着她如释重负、对我充满感激的眼神，再想到疫情下大家都不容易，我硬是把疑问压了下去。‘夫妻嘛，’我告诉自己，‘信任最重要。’

可经济上的警报却越来越刺耳。在预期月余6300的基础上，第一个月超支200；第二个月，缺口变成了400；第三个月，直接超了800！我开始学着记账，一项项核对。发现超市购物小票上的金额确实比以前高，尤其是肉类、水果和一些日用品。标注着“特价”的东西，单价似乎也比记忆中的贵了。我对小丽说：“咱们得再省省了。”她答应了，但月底的数字依旧难看。我翻着手机里各种“物价上涨”的新闻，试图说服自己：这是疫情后遗症，北京的通胀压力大，大家都一样勒紧裤腰带。朋友小刚，我的大学同学，现在同公司做项目组长，看我脸色蜡黄，忧心忡忡：“老李，你这脸色可不对啊，嫂子那工资…加上你的，按理不该这么紧吧？你是不是该盘盘账？”我勉强笑笑：“没事，物价高嘛，忍忍就过去了。”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反驳：小丽那么省，还能是她的问题？肯定是这该死的物价和我赚得还不够多！

有一次，我们计划了好久，打算去京郊爬爬山，透透气，连零食和水都提前买好了放在玄关。临出门，小丽手机响了，是她妈。挂了电话，她一脸焦急：“明哥，对不住，我得回趟娘家。小明电话里哭得厉害，找工作又碰壁了，我得回去看看，开导开导他。”小明是她弟弟，25岁，比她小三岁，据说在老家一直高不成低不就，疫情期间更是闲到现在。我没多想：“去吧，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”她匆匆忙忙地，除了吃的，还从放现金的抽屉里拿了大概两千块钱塞进包里。那天我一个人在家，看着玄关处准备好的郊游背包，再看看瞬间冷清下来的屋子，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孤单涌上来，比加班到凌晨还要累。弟弟遇到困难，她回去看看是应该的，我怎么能这么小心眼？我摇摇头，试图甩掉那点不该有的情绪。

日子在加班的陀螺中飞转。公司接了个大项目，我主动报名，通宵成了家常便饭。回家后常常倒头就睡。小丽体贴地不吵我，默默帮我洗掉沾满汗味的工服，做好早餐温在锅里。可账单的窟窿像个无底洞。有个月底，我强打精神算了算账。这个月没有额外的人情支出，按照日常开销和我的加班费，共同账户里本该剩下至少3000块作为储蓄。可手机银行APP上，刺眼的余额显示：1072.58元。巨大的落差让我心慌。我问小丽：“钱怎么花这么快？”她正在叠衣服的手顿了一下，随即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也觉得奇怪。这个月燃气费比上个月多了一百多，菜价涨得离谱，楼下超市连卫生纸都贵了五块。我看了都心惊。”她走过来，带着点歉意看着我，“下个月我仔细点，多跑几个菜市场比价。” 我看着她疲惫的神情，那句追问卡在喉咙里，最终只化作一句：“嗯，辛苦你了。” 心里却有个声音在说：或许真是这样吧，大家都难。然而，又一次通宵后，我头痛欲裂地回到家，看到手机银行APP上又一次触目惊心的余额提醒——比预期又少了一大截。冷水澡也冲不散那股深入骨髓的烦躁。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，不知怎的，婚前那次她给她弟转手机钱时，那熟练又理所当然的样子，突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当时觉得是小事，是孝顺。可现在，无数个“小事”像滚雪球一样，变成了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巨大窟窿。父母的“忍让”像一道紧箍咒，箍得我连开口问个明白的勇气都没有。可这沉默的包容，到底是在维系家庭，还是在纵容一个看不见的黑洞，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点点吞噬？

转眼间，结婚一年了。我们依然蜗居在出租屋里。靠着我玩命加班、近乎苛刻地压缩个人开销午饭啃馒头是常事，硬是从牙缝里抠出了5万块，加上父母给的那几万启动资金，离那个远郊小两居的首付似乎近了一步。小丽也总说“我也在努力攒着呢”。可有次路过银行，她顺便查了下工资卡余额，我无意中瞥见屏幕——只有三位数。我问：“你工资呢？”她眼神闪烁了一下，含糊地说：“哦，日常开销呗，还有…家里一些零碎用度。” “家里？”哪个家？但我看着她迅速别开的脸和紧抿的嘴唇，那句追问终究被咽了回去。算了，追问又能怎样？吵一架吗？现在项目到了关键期，公司裁员风声鹤唳，我经不起分心。疫情的阴影像低垂的乌云，从未真正散去。

每天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，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冰冷高楼，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灰蒙蒙的天。北京这么大，繁华触手可及，却又遥不可及。小丽疲惫却温柔的笑脸，是我在这座钢筋森林里熬下去的唯一甜味剂。我不能、也不敢去深想那“像流水一样溜走”的钱究竟去了哪里。深想，可能就是万丈深渊。除了“忍”，除了更拼命地加班，用透支身体去填补那个似乎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，我还能做什么？“买房安家”这四个字，像遥远的海市蜃楼，是我在麻木忍耐中唯一能抓住的稻草，支撑着我机械地向前挪动脚步。

日子在表面的平静下，暗流汹涌。风暴的前兆，在一个加班的深夜显露。我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推开家门，客厅只亮着一盏昏暗的小夜灯。小丽蜷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呼吸均匀。餐桌上，一张超市购物小票随意地摊开着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拿了起来。目光扫过总额栏——785.60元。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。这个金额，足够我们平时一周的伙食费！再看明细：进口车厘子、精品牛排、高档巧克力……全是我们平时绝对不会买、也买不起的东西！东西呢？冰箱里依旧是那几样普通的蔬菜。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真的只是物价问题吗？还是……这张小票，像一根冰冷的导火索，瞬间引爆了积压已久的怀疑。

我没吵醒她，轻手轻脚走进卧室。那一夜，我彻底失眠了。黑暗中，天花板上的纹路仿佛变成了扭曲的数字和巨大的问号。小丽均匀的呼吸声就在隔壁，曾经是安眠曲，此刻却像一种无声的控诉。那张刺眼的小票、弟弟永远找不顺的工作、她卡上消失的工资、我越来越沉重的心悸和模糊的视线、还有那个在账单黑洞中越来越飘渺的“家”……所有零碎的疑点，在这个死寂的夜里，像冰冷的潮水，一浪接一浪地猛烈拍打着我一直以来筑起的、摇摇欲坠的“信任”堤坝。那根扎在心底的刺，终于变成了搅动五脏六腑的、令人窒息的钝痛。

“‘忍忍吧，’”我对着无边的黑暗，像念着父母刻在我骨子里的咒语，声音干涩而微弱，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…会好的…”

可心底，一个冰冷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音，尖锐地刺破了这苍白的自我安慰：

真的吗？